| 2018学习资料第1期 28365365.tw学习文史教卫体委员会 （2018年3月）
目录
●习近平近期重要言论摘录 ●新的一年，撸起袖子怎么干？ ●中国经济吹响高质量发展集结号 ●“数字中国”的战略重心 ●建构新的文化资源观 ●创新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 ●解决了教育问题，全面现代化才有可能 习近平近期重要言论摘录
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2020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我们将举全党全国之力，坚决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我确保兑现我们的承诺。我们要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抓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坚信，中国人民生活一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 ——10月25日同采访党的十九大的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
谈党的建设 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我们要永葆蓬勃朝气，永远做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我们将继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全党的强大正能量在全社会凝聚起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磅礴力量。 ——10月25日同采访党的十九大的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
谈人才培养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培养人才，根本要依靠教育。教育就是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是旁观者和反对派。当前，中国作出了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战略决策，提高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 ——10月30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和中方企业家委员时指出
谈对外开放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中国将在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中国的开放不是你输我赢，而是合作共赢。中国有句俗话，买卖不成仁义在。中国不搞霸王条款，不图占别人便宜。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出台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举措。中华民族五千年传承的是和平的基因，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正确义利观，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0月30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和中方企业家委员时指出
谈革命传统教育 增强为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奋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全体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这次集体出行，目的是回顾我们党的光辉历程特别是建党时的历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明确肩负的重大责任，增强为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奋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 ——10月31日参观浙江嘉兴南源革命纪念馆时指出
谈国防和军队建设 必须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关键：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必须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关键，在备战打仗上有一个大的加强。全军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强化使命担当，强化改革创新，强化工作落实，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战略支撑。 ——11月3日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时强调 谈改革 新征程上改革仍大有可为：过去几年来改革已经大有作为，新征程上改革仍大有可为。各地区各部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要注意把握蕴含其中的改革精神、改革部署、改革要求，接力探索，接续奋斗，坚定不移将改革推向前进。 ——11月20日主持召开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时强调。
谈全球治理 中国将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新时代中国外交追求的目标，也是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方向。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就是要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摒弃传统的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梦汇聚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大公约数，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着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 ——2017年11月30日会见来华出席“2017从都国际论坛”的世界领袖联盟成员时指出
谈大数据战略 以大数据发展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深入了解大数据发展现状和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分析我国大数据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2017年12月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谈实体经济 重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抓实体经济一定要抓好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的脊梁，要加大投入、加强研发、加快发展，努力占领世界制高点、掌控技术话语权，使我国成为现代装备制造业大国。创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很多核心技术是求不到、买不来的。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大决策，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必须有信心、有耐心、有定力地抓好自主创新。国有企业要成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力军，瞄准国际标准提高发展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2017年12月2日在江苏徐州市考察时强调
谈纠正“四风”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再次表明“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 拿出过硬措施，扎扎实实地改：特别要针对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拿出过硬措施，扎扎实实地改。一针见血、切中时弊。 ——近日就查摆和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新的一年，撸起袖子怎么干？ 唐昊
2018年是个什么年？ 要理解2018年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和重点，有几个重要的背景不能不一再强调： 2018年是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这意味着2018年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将在落实十九大提出的各项举措上，特别是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继续推向深入，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2018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事业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时代享受到了改革的红利，同时也分担着改革所带来的阵痛。这一年将是改革开放的攻坚之年。 2018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 “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2017年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判断将为2018年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政府工作方式定 调，即不但经济工作，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将从追求速度转向追求质量为主。 要干的有哪些 强调政治上的统一领导，是因应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解决的需要，因为集中起来的权力可以调动更多的资源进行二次分配，并在资源分配的过程中向基层倾斜。这会成为执政党向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重建社会公平的主要方式。 例如十八大后的“精准扶贫”，在中央政府集中调配资源解决具体贫困问题的思路下，沉积多年的农村贫困问题得以高效解决，在5年内减贫数千万人。这项工作的成功，也意味着2018年将会对地方政府的扶贫工作进行加码要求，地方政府为此向基层投放更多的资源，都会是题中应有之义。毕竟，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只有两年了。 值得指出的是，不仅中央层面的统一领导成为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既定原则，地方层面的权力整合也势在必行。这既是自上而下政治结构整合的耍求，也是全面深化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解决社会主耍矛质的自下而上的需求。 随着经济发展增速的放缓，改革开放40年来所积累的经济结构不平衡、不合理等问题，都浮出水面。目前中国经济亟待进行产业调整，但靠市场本身的力量很难自动实现，所以2018 年政府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将会加强。 根据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2018年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耍做好8项重点工作: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是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三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四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五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六是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七是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 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八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这意味着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介入经济社会事务不但是一种工作方式，也是一种责任要求。而中央政府开始主动进行外部性介入，将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产业格局、市场机制在2018年发生深刻变化。 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将从发展数量和效益提高向发展质量和效率提升转变，更注重质量提升和惠及民生，特别是推进制造业提质增效。 在产业格局方面，社会消费升级的背景下推进制造业的升级换代，有条件的地方支柱产业将逐步由传统产业转向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这些都将成为具有高显示度的地方政府工作绩效。 在市场机制方面，政府主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将会成为常态，至于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政府介入会更深。 权力的集中，有利于执政党打击既得利益集团，实现社会公平。前几年有北大学者挂职调査中部某县，发现整个县的上万干部都可以被划分到百余个政治家族。一个县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就这样被少数人分割，让多数人不满。中国的政治发展，正是被这些不合格的施政队伍拖慢了脚步。 类似的悄况并非孤例。在深圳光明新区的麒麟山地区，有几个原属村集体的社区，被村民连片租给小作坊式的工厂形成了类似原来香港九龙城寨的脏乱差格局，给当地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当地村民、租户.已建成违建别墅的业主，以及部分当地官员，结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致使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政府多次试图拆掉这个“城市安全隐患”,都不了了之。 这个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的“城市毒瘤”得以解决，是2017年以来，深圳市政府大胆打破区域划分，在本地建立新的街道，并且由区政府直接派出团队组建了新区班子后的效果，半年内就解决了问题。目前该地已有新的规划。 在2018年，向形成改革梗阻的利益集团“亮剑”，反腐败永远在路上，应该是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 监督驱动机制 在政治权力向上集中，而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情况下,许多工作将向基层沉淀,但责任会向上寻找。原因很简单，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不但在中央层面如此，地方层面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政府会注重“稳”、“不出事”等保守的策略。 但2018年作为深化改革的关键年,必然要求各级政府以问题为导向主动出击。所以，监督机制的更新是2018年工作能否取得成效的一个关节点。 最近几年，以反腐败斗争为突破口,执政党在全党范围内确立了全面监督机制。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成为这套监督机制的主要执行者。据统计，截至2017年6月底，各级纪委共立案审査中管干部280多人、厅局级干部8600多 人、县处级干部6.6万人。在反腐败的威慑下，目前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已经健全，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 在2017年，人们已经注意到，这种监督开始超越反腐败的范畴，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等领域。许多中央巡视组在各地的巡视意见中，对于经济发展战略、意识形态、政府工作方式、政府人员结构等非常具体的问题都提出了意见。2018年的监督驱动机制建设,必然会放在强化巡视监督，将巡视常态化和向纵深发展上。 和中国人良好的主观期待不同，2018年中 国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并不算十分有利。若要全面贯彻十九大精神，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就，还面临着许多现实的困难。 从国际环境来看，2018年虽然是中国发展的关键年份，但世界经济的发展并不给力，表现为欧美的经济民族主义抬头、西方各国争相减税、世界贸易总量连续三年缩减等。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考虑如何面对世界性的市场失灵、恶性外部竞争和可能的危机局面。 从国内情况看，改革开放40年来所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还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群体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成为中国社会诸多矛盾的主要来源。如果不消除这些不平衡，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受到影响。在这些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设计与引导至关重要。 在十九大召开之后的第一次“两会”将在2018年3月份召开。根据惯例，2018年的“两会”将把十九大所提出的诸多执政党的意志具体化为国家的法律。所以2018年“两会”的立法任务将非常繁重，随之而来的地方立法的数量也将在2018年下半年形成爆发式增长。可以期待这些法律法规所构筑的制度安排，将为未来 的中国发展提供常规而可靠的动力。 (转自《南风窗》2018年第1期）
中国经济吹响高质量发展集结号 王仁贵
2017年12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五年来的实践不断发展和完善了这一思想，同时又以这一思想指引着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实践。受访专家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这一思想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为新时代推进中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指引。 受访专家指出，十九大报告已经作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判断，此次会议作为十九大后召开的首次高级别经济工作会议，相关工作部署紧扣十九大要求，是落实十九大精神的具体体现。 与以往相比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此次会议不再只聚焦一年的经济工作，而是把目光放得更远，短期问题与长期目标相结合的特点尤为突出。 “开篇就聚焦十八大以来的变化，会议的基调和以前大不一样。”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会议从更长时间跨度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部署工作也是立足于五年来的基础从中长期进行谋划，强调了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体现出“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鲜明特征。 五年新实践确立新思想 过去五年来中国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其他领域改革发展提供了重要物质条件。专家认为，这是中国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经济发展大局的结果。 “伴随着过去五年来的新实践，我国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就是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首次明确了这一思想，而且对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归纳和梳理，强调了其重要性和指导意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七个坚持”明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对本刊记者表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经济思想一以贯之的主要理论来源，保证了改革开放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同时还指导着中国在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中不断创造新的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深深根植于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最优路径。 以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重大判断为例，在中国经济面临增长下行压力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强调，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2014年5月，他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的判断，要求“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此后他又进一步告诫全党，如果看不到甚至不愿承认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仍然想着过去的粗放型高速发展，习惯于铺摊子、上项目，就跟不上形势了。用老的办法，即使暂时把速度抬上去了，也不会持久，相反会使发展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积累、激化，最后是总爆发。 正是在新常态的指引下，五年来，中国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革，经济更具活力和韧性，人民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 “这一思想是五年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新成果，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王军表示，理论与实践互为促进。中国推进经济发展新实践的过程，逐步形成和完善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反过来，这一思想又不断指引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去五年历史性成就的取得正是得益于这一正确思想的有力指引。这一思想是管长远的，因此“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 稳中求进着眼三大攻坚 相比于以往会议的部署，此次会议并不只聚焦年度任务。在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的前提下，相关部署既立足于当下，也更加着眼于长远。 就当下而言，此次会议强调要统筹各项政策，加强政策协同。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社会政策要注重解决突出民生问题，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五个方面统筹协调，是对新形势下稳中求进作出的有针对性的安排和部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 王军认为，在宏观政策方向不变的要求下，政策的指向性更加明确。比如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支出，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等，“都是着眼于服务实体经济和防风险，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紧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会议要求，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强化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优化存量资源配置，强化创新驱动，发挥好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促进有效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合理增长。结合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要节点，会议要求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取得新的突破。扩大对外开放，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体现出以更大力度、更大成绩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用意。”张占斌说。 长远部署方面，会议强调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专家指出，这三大领域也是“稳中求进”的重要内容。打赢这三大攻坚战，需要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要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逐年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并最终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 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方面，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表示，中国经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包括债务风险、外部冲击风险及影子银行风险等在内的金融风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金融领域依旧处在风险易发高发期，必须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既要防止“黑天鹅”事件发生，也要防止“灰犀牛”风险发生。 精准脱贫方面，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司长苏国霞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同时，一些地区的脱贫任务仍旧艰巨，还有不少“硬骨头”需要啃下。与此同时，脱贫攻坚过程中也存在着责任落实不到位、工作措施不精准、资金管理不规范、考核监督从严要求不够、贫困对象脱贫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 污染防治更是事关群众身心健康的领域。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舜泽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当前环境质量稳中向好、持续改善，但“目前环境问题的类型、规模、结构、性质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型环境问题不断出现，环境风险不断累积，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瓶颈。” “实际上，在这些工作中实现‘进’，‘稳’的目标也才能实现。”张占斌说，如果不能在这些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就无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无法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例，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就可能打乱发展的部署。正如骑自行车一样，走起来才能稳得住。” 迈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会议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一连提出三个‘必然要求’，凸显了高质量发展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位置。这是今后中国发展必须坚持的内涵。”张占斌说。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看来，在社会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的情况下，必然要追求高速增长，形成赶超型的经济模式，但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转化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情况下，就必须摒弃过去那种赶超型的经济模式，“因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发展质量不高。”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也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高质量发展的提出，是针对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可持续问题作出的全新导向，也是落实新发展理念，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 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会议还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还作出了8项重点工作的部署。 张立群指出，会议确定的8项重点工作，与十九大报告关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部署一脉相承，既包括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内容，同时也把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纳入了进来。8项重点工作的推进，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把体系一个个都列举出来，这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中比较少见。”张占斌表示，这表明未来将以高质量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彰显了中央的坚定决心。 （转自《瞭望》新闻周刊2017年第52期）
“数字中国”的战略重心 宫超
2017年12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中强调，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 “大数据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性生产要素，并催化信息技术对整个社会生态进行史无前例的重塑。”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信息化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周剑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面对历史性大变革，中国“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势所必然。 目前，中国大数据正在进入加速发展时期，为促进经济发展、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优化民生公共服务作出积极贡献，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以数字经济为例，2016年，其总体规模达到22.77万亿元，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 但是，赛迪研究院软件产业研究所副所长潘文提醒，大数据的进一步发展也面临产业转型阵痛、行业属性模糊、主体权责不明晰等新问题，给原有的利益格局、行业秩序、治理体系、政策法规带来新的挑战。 “尤其是在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创新与发展方面，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距离，互联网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王春晖讲到，我国在互联网创新能力、基础设施建设、信息资源共享、数字技术产业实力等方面还需“加把劲”。 在受访专家们看来，在出台《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促进大数据发展三年工作方案（2016-2018）》《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等大数据发展支持举措基础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专门聚焦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透露出中国对大数据发展重视程度之高，将推动“我国大数据建设迎来新局面”。 “以创新为引领，中国在大数据领域将形成更加强劲的竞争力。”在周剑看来，中国将在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安全等领域实现新突破，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确立在全球竞争发展中的有利位置。 加快构建数字经济 “令人头晕目眩。”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日前刊文如此评价中国数字产业的规模和变化速度。 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体量达到22.77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GDP比重达到30.3%。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电子商务市场，占到全球电商交易总额40%以上，超过英、美、日、法、德五国之和。 在周剑看来，数字经济正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驱动力，而中国无疑走在了世界前列。 “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发展数字经济还面临很多问题与瓶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7年）》中谈到，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但“新型生产力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尚有很大挖掘空间。 在第二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并提到要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 “未来几十年，是数字化改造提升旧动能、培育壮大新动能的发展关键期，是全面繁荣数字经济的战略机遇期。”王春晖解释道，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从传统动力到新型动力的内涵式发展新常态，必须正确处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认真研究和实施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 作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中国的立国之本在工业，工业也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中国要实现数字经济新跨越，催化新型生产力发展，工业的脱胎换骨是重中之重。 “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正是我国工业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切入点，而以基于数据能力的合作为纽带，打造开放共享的价值网络，是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一大重要趋势。”周剑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工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要把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的深层潜能激发出来。 “当前，多地政府提出要发展‘大数据’产业，并投巨额资金建设所谓的‘大数据中心’或‘大数据产业园’，但发展大数据绝不等于遍地建设数据中心。”王春晖补充道，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数据的作用应该体现为四大能力：实际运算的能力、技术创新的能力、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数据安全可控的能力。 拓展大数据资源应用 “数字经济时代，社会治理的模式发生深刻变革，过去政府单纯监管的治理模式加速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方式转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7年）》中阐述，将平台、企业、用户和消费者等数字经济生态的重要参与主体纳入治理体系，发挥各方在治理方面的比较优势，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方式，已成为政府治理创新的新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集体学习中强调，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 “目前，大数据已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作用，但还处于起步阶段。”王春晖认为，要实现总书记提出的“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不但要把大数据作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还应当将各级政府的平台与社会多方数据平台进行互联与共享，并通过大数据管理工具和方法，采用大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手段，构建国家一体化的政府治理数据协同平台，全面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把大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快推动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和开发应用，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治理创新。近年来，国家层面陆续出台《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促进大数据发展三年工作方案（2016-2018）》《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等政策，将推动政府数据、公共数据开放共享作为主要任务，各地也纷纷出台了相关配套政策，北京、上海等省市已建设数据开放平台，尝试推动政府数据资源开放。 “政府部门已成为最大的数据生产者和拥有者，社会各界对政府开放数据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潘文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我国要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进一步释放大数据在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中的潜能，必须破解阻碍数据开放共享的“三道坎”。 其一，各级、各部门、各行业自行其是、条块分割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政府各个部门之间多套信息系统同时并行，互相之间信息资源无法共享的“信息孤岛”现象仍然突出。 其二，由于数据共享开放的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流程不规范、责任主体不明确等问题导致的政府和社会企业对数据资源“不敢开”、“不想开”、“不会开”等问题依然存在。 其三，开放的数据资源也存在质量不高，可机读性、完整性等较差，交易流通不畅等问题。 在受访专家们看来，破解这些难题绝非一时之功，不仅需要依赖各地方、各部委的积极行动，更需要切实可行的顶层设计，建立全国性的数据采集、汇集、应用机制，依照实行分类指导、分层推进和分步实施的原则推动数据开放共享。 数字安全再加码 在第二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国家数据安全。 在受访专家们看来，数字安全既体现为社会层面个体、组织的数据安全，同时也是继边防、海防、空防之后，国家总体安全观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伴随大数据快速发展，以及其在整个社会生态中重要性的日益提高，数字安全之重要也随之凸显，各种数字安全风险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例如，线下不规范问题在线上被快速复制放大。不正当竞争行为在互联网上快速扩散，侵犯注册商标时有发生，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行为屡有显现。网络违法犯罪迷惑性强，诈骗、传销、非法集资等依托互联网迅速蔓延，波及范围广、涉案金额大，经济社会危害更大。 为维护数字安全，我国近年在大数据安全法律法规层面建设明显加速。2016年，我国政府大力推动大数据安全创新发展，1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从国家法律法规层面明确了对大数据安全和数据跨境流动的管理规范。今年1月，工信部出台《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进一步提出大数据产业要安全规范发展，指出“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增强信息安全技术保障能力，建立健全安全防护体系，保障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加强行业自律，完善行业监管，促进数据资源有序流动与规范利用”。 在王春晖看来，在此基础上，我国还应从国家数据主权和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加快大数据和数字经济领域的立法，维护国家数据主权和个人数据权利。“目前，当务之急是从国家层面制定一部数据法，明确关键数据基础设施的公权力属性、数据的生成、数据的权属、数据的开放、数据的流通、数据的交易、数据的保护、数据的治理以及法律责任等。” 此外，早在去年4月19日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讲到，“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 “加强大数据核心技术攻关，布局国家大数据科技创新重大专项，加大对大数据基础理论研究支持力度，整合产学研资源优势共同攻关大数据基础架构、采集存储、处理分析、安全保障等关键技术。”潘文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无论是基于数字经济、数字治理还是数字安全，强化核心技术创新都要一以贯之。 （转自《瞭望》新闻周刊2017年第51期）
建构新的文化资源观 徐望
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发展之源。我国文化资源存量丰富，如何利用好巨大的资源存量，本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产业品牌，拓展 “文化+”跨界融合产业链，使“文化存量 ”转化为“文化增量”，使“文化自信”转化为“文化实力”，是当前迫切需耍解决的一个问题。 文化资源的开发矛盾 1.文化资源理念不够先进 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资源具有基础性地位，只有真正对其属性及关键特点有精准的把控并树立科学的资源观，才会最终避免文化产业发展走入误区。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个别地区拥有较为丰富的文化资源，不过其产业优势及竞争价值并非与生俱来，必须要结合各类现代化生产技术手段来进行持续推动。 文化资源具有共享性特征,但假如不能对其加以充分利用，或者不能积极有效地给予优化整合，那么其自身优势极易流失。现实中我国有不少“中国故事”甚至文化资源被其他国家开发和利用，创造出做人效益的同时在国内大把“圈金”的例子。由于理念及认识的落后， 导致在现实操作上无法创造出令人满意的成果；同时文化资源因为受到各种不科学的开发和利用方式的影响，导致资源浪费等问题频繁出现，一些资源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挖掘，特别是在文物和历史遗迹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从社会环境角度来看，由于社会公众尚未形成较强的保护意识，造成各类文物和遗迹被破坏的现象随处可见。如在某些农村地区盗墓现象始终存在，很多文物因此成为个人牟利的工具。另外，备受关注的非物质文化资源由于受到社会越础变化等多方而因素影响，也出现了变化，如某些历史人文景观由于在开发保护过程中片面追求形式化的操作，不少景观被人为地破坏甚至随意更改。从城市发展角度来看，由于城市发展速度加快，城市用地范围不断扩大，很多文化古迹在这个过程中被破坏甚至完全拆除。而对于某些出土文物，一些地方政府在保管及维护的理念上还不够先进，同时受客观因素制约，大量藏品只能被搁置在储藏室内，无法向公众进行展示。 更加广受垢病的是：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一度盛行“圈地运动”，表现为空有创意园区的壳，没有创意内容的实，这种大规模、一阵风式的“文化运动”直接导致了文化硬件建设的同质化，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而这种“重硬轻软”，有形式无内容的“文化地产运动”从根本上导致文化生产变味、变质。 此外，部分极具价值且特点鲜明的自然文化资源也存在类似问题，如村落、田园及生态景观等，还有相当一部分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自生自灭的境地。由于这些资源所处地区经济欠发达，缺少地缘优势，所以难以吸引开发投资者，鲜有问津者。这和那些被过度开发、过度炒作的历史文化资源形成了“冰火两重天”的鲜明对比。 2.文化资源开定不当 （1）没有设置科学的开发规划。如对资源禀赋特征没有作出精准的把控，有关文化产业的发展理念和认识较为落后，从调研到规划设计再到项目上马的整个过程专业性较差，使资源无法物尽其用.核心价值大打折扣。对文化资源来说，推动其同资本市场形成链接并最终实现转化并非易事，如果用单纯的经济和市场思维来指导工作必然问题多多。 （2）资源开发具有盲目性。我同的文化资源 众多,但是.并不是所有文化资源都具有被开发和利用的价值，在向文化产品转化的过程中，某些资源甚至无法达到规划的相关要求。文化资源有可度量和不可度量的性质之分，对前者来说，其在市场和产业开发方面显然更具优势，而后者比如宗教文化类资源等，其市场转化难度较大。 （3）开发方式过于粗放。某些地方在资源开发上没有形成系统性的价值认知，整体项目的开发水平不高。某些地方对文化产业的理解仅限于在部分景点建设的基础上对某些文化现象进行复原。部分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总是习惯向当地资源索取，没有充分融入更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尤其缺乏创新，产品附加值不高。在具体的文化产业资源利用上，开发者存在可持续发展认知不够，人文关怀不足及好大 喜功等问题，采用狂飙突进式的开发方式，致使各类文化资源发展后劲不足或者昙花一现。 （4）部分地区出现无序开发。有的地方在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没有经过科学评估，开发形式十分随意。个别地区对历史古迹等文化资源进行肆意更改和包装，毫无科学性可言;某些极具文化特色的风俗、传说等被随意粉饰，使其基本价值和韵味荡然无存;部分地区打着文化产业化的旗号对各类珍贵文化遗迹和建筑等进行破坏，这些都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基于资源禀赋的文化产业道路选择 要对文化产业投资机制作出全面调整，同时不断促进政策走向完善,建立更为顺畅的融资渠道。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文化市场需求角度来看，如果在文化发展方面单纯依赖政府出资，那么无论文化生产还是服务都无法实现快速发展。站在文化产业的全局发展视角,建立更符合发展需求的投融资机制是一个核心问题。投资形式应当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减少对财政性投入的依赖，重点在资本融资等方式上多下功夫。耍注意在文化管理政策方面不断实现创新和突破，对经营和非经营型文化进行科学分类，加强文化管理工作的 科学性，不同地区的文化产业在发展上应当因地制宜，突出自身特点，同时加强互补协作，使整个产业链条更加和谐。除此之外还要在文化产业发展中为各类中介组织创造更多机会，使其微调及平衡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 1.努力形成集群化发展模式，不断提高文化资源的转化效率 文化产业集群强调的是位于共同文化资源链条中的企业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协作联系，同时与此相关的各种行为主体也借助这一链条形成联系。处在这种空间聚集体的企业通常资源共享、彼此互补。 探索集群化发展模式，要结合资源禀赋等多方面内容来进行综合考察。主要涉及到下列内容：充分掌握文化资源禀赋自身所具备的特性，以此为参考推进区位选择工作的进行；以区域内的文化要素储备为基本依据，做好相应的谋划，使其具备鲜明的特色；加强宏观调控，促使政府构建政策、经济以及制度保障。 2.“文科融合”开创文化资源产业化新天地 在推进文化产业发展工作中耍注意不断加强各类技术手段的应用。数字技术近几年在我国获得了快速发展，这为推动文化产业建设创造了更好的条件。综合全球发展形势，内容产业在最近几年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必将刺激国内文化产业全面创新。 首先，高文化需耍各类高科技手段的不断投入和应用，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断促进传统文化产业走向变革;其次，各类高科技和技术手段的推陈出新需要不断引入网络专业人才，但要防止出现“技术狂热”和“科技崇拜”的现象。这就能够为文化产业发展扫除内容和技术障碍， 在提升技术水准的同时丰富其内涵，让文化科技和文化产业实现共同繁荣。 3.创建文化产业业态新格局 从文化产业发展规律角度来看，构建新的发展格局是必然之选。数字技术及网络应用都对文化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丰富了文化发展和传播的方式，同时不断推动文化业态的持续变革。具体到现实操作中，要使各类先进的技术手段不断融人文化产业发展过程，同时要对移动传播、物联网、3D打印、VR虚拟现实和云网输出等现代技术的应用加以关注，让文化业态不断推陈出新，如网络直播等新文化产业的出现就是极佳证明。网络服务业要做好平台的改革创新，不断挖掘客户潜力，提升服务水平。动漫产业在发展中要注意加强同各类高校的联系，做到资源共享，加强技术和创意的研发工作等。 由于文化产业具有较大的产业跨度和极强的包容特征，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规模化和产业链内容。从当前产业发展格局来看，发展潜力和市场前景最为突出的就是新兴文化产业，在发展中应注意各类技术更新和投入，同时要注意加强产业融合。同广播影视等产业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国内新兴文化产业的发展还存在较多缺陷，整体水平不高，尚未实现有序发展，因此要在此方面下足功夫，努力加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体制机制整合和内容融合，使其同教育、体育等各类产业实现综合发展,积极打造“文化+”产业格局和产业价值链。有实力的企业应当在产品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夺取竞争先机和优势，助力产业发展。 (转摘自《中国国情国力》2017年12月）
创新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重大科技创新取得新进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水平。如何深入认识这些论述，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基础研究呈现新特征 新时代下，基础研究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迎来新的发展征程。 特征之一，基础研究的源头作用愈加凸显。想要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依赖更高层次的创新——源头式创新，即从基础研究衍生出来的、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科学突破。 创新通常划分为4个“阶梯”：管理型创新、开发式创新、技术型创新和源头式创新，对生产力的推动也逐级提升。此前我国更依赖前两种创新，但这两类创新源头知识仍来自他人。从供需角度看，基础研究是创新的供给侧，创新是创新驱动的供给侧，而创新驱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供给侧。因此，基础研究是无可替代的“源头供给”。要通过壮大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提高创新层次级别。 特征之二，基础研究从自由探索为主向与国家重大需求相结合转变。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基础研究通常分为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二者同样重要，但报告提及“应用”二字，就是希望引导一部分科学家关注国家战略实施过程中面临的关键科学问题，取得更多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性基础研究成果。 特征之三，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基础研究能够助力中国“弯道超车”。虽然我国的国际科技地位逐年上升，但大多是“低门槛”研究，在航空发动机材料等需要常年攻坚的“大山头”，仍缺乏原创性突破。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就是希望通过科学投入和组织，加快促进引领性的重大原创成果产出。 基础是科学研究作为历次产业革命先导，始终是综合国力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中国科学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局长高鸿钧指出，纵观人类历史，科技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人类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部科技创新史。近代史上的三次工业革命使人类先后迈入蒸汽机时代、电气化时代和信息时代，这些革命分别源于自然科学发展的三个里程碑，即热力学、电磁学和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的建立。热力学是蒸汽机技术的科学基础，电磁学是电动机技术的科学基础，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则是现代信息与能源技术的科学基础。科学能孕育变革性技术，变革性技术能形成新产业，而新产业能催生出新时代。由此可见，基础科学对于变革性技术、产业甚至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言，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基础科学研究是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决定性因素。 当前，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交汇时期。基础科学研究作为历次产业革命的先导，在各个工业与科技强国中一直是被看作综合国力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不仅从别人那里拿到关键核心技术不可能，就是想拿到一般的高技术也是很难的，所以立足点要放在自主创新上。他所要求的“自主创新”，就是开展原始创新的基础科学研究，进而引领技术的创新。 前沿基础研究具有显著的长时效、低转化但高回报的特征。基础研究投入效果短期内难以察觉，这大大增加了有关方面对科技投入自身的规律进行准确识别和把握的难度。同时，也与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习惯在低投入水平下依赖于发达国家科技的发展，这也就形成了一种错误表象：科技的发展并未影响到经济的增长。我们必须明确，基础科学研究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需要持续的关注与支持，国家在不同时期所支持的导向性和重点也是有所区别的，这是客观发展的需要。 壮大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提高创新层次级别，是当前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点 高鸿钧认为，经过这些年的积累，我国在经济体量和整体实力上已经有了一个大的飞跃，一些领域已经跻身了世界领先行列，具备了在整体水平上开始“站高望远”的实力。如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使我国在人类梦想企及的领域开始占据一席之地。 当前，一是要在主观认识上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我国基础研究在近年来取得巨大成就，但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我们必须尽快通过加强基础科学研究，靠做强内在创新能力实现中国梦。 二是在经费支持上，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支持要遵循其特点和规律，调整科技投入格局，优化中央科技财政结构，尽快提升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并给予持续稳定支持。 三是在体制机制改革上，要把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作为着力点和突破口，清除各种有形无形的栅栏，积极建设科技创新价值链，形成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的强大活力，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转移转化机制。 四是以科创（科学）中心和国家实验室的建设作为基础，组织实施一批以我国为主导的国际大科学工程，支持科学家面向国际前沿和国家需求，持续产出更具影响力的重大创新成果。 五是在拔尖科学家的培养和支持上，要加强国际杰出人才的引入，更要重视国内拔尖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培养造就一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战略科学家队伍，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更加规范、更加稳定的法律制度 作为推动创新的重要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具有重大意义。针对我国在相关领域的发展现状，我们应如何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 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审查协作中心党委专职副书记、纪委书记盛保晨认为，我国一贯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将其视为自身发展的长期利益所在。在过去的近40年间，我国的知识产权工作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产权大国，也带来了创新与经济的同步高速发展。 近年来，我国已经制定了《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等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通过修改《科学技术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初步形成了与创新型国家建设有关的法律制度框架。目前，我国已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关于集成电路知识产权的华盛顿公约》《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等近20个国际公约，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广泛参与多双边交流和知识产权议题磋商，与国际社会共同打击侵权违法行为。 根据《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2017年中国创新指数排名从2016年的25位攀升至22位，是首个进入全球创新指数前25强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知识产权对于中国创新的引领作用日益体现并愈发显著。长远而言，我们应建立更加规范、稳定的法律制度来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为我们指明了立法方向，应尽快把与创新型国家建设有关的政策转变为法律制度，通过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运用，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创业热情，从而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转自《思想理论动态参阅》2018年第16期）
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 宫超
1月31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指出，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只有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也才能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采访中，受访权威专家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没有经济上的强大实力和辐射影响力，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强国的物质基础。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集体学习，再次凸显了经济建设之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军告诉本刊记者，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十九大所部署的“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建设的主要内容，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到高质量发展阶段 的标志性特征和重要内涵，也是区别于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新概括，是对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建设的总体部署和顶层设计。 “因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为求取得实效，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和进行详细的行动部署。”谈及本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王军进一步讲到。 积极驶入高质置发展轨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围绕高质量发展阶段特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高质量发展强调的是质量和效益，是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告诉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也持有类似观点。在他看来，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划时代的变化。回首过去几十年，中国快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老百姓衣食住行需求井喷式爆发，依靠要素驱动，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主要解决的是短缺问题，即“有没有”的问题。 “如今，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老百姓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经济转入中高速发展轨道，要素驱动已难以为继，数量扩张日薄西山，传统优势逐渐削弱。”牛犁告诉本刊记者，随着经济发展程度提高，发展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也发生着快速变化，迈向高质量发展势所必然。 发展阶段的变迁，迫切需要在发展方式上实现从粗放低水平数量扩张转向集约质量型绿色发展，经济结构实现进一步优化，通过提高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等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实现这一转变意味着与过去几十年发展模式的告别，涉及方方面面，不可一蹴而就。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集体学习中指出，全党一定要深刻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性和艰巨性，科学把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标和重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焕发新活力、迈上新台阶。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性和艰巨性，集中体现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较为突出的三大不平衡和五大不充分。”王军提醒，这些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广泛存在，使得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既非常必要，又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困难，任重而道远。 具体而言，三大不平衡是指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经济与生态环境的不平衡、经济内部存在诸多重要结构的不平衡。五大不充分主要集中于五大领域：一是实现比较充分就业的压力始终存在；二是科技教育从总体上还不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三是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仍需健全，医药卫生改革发展仍需深入推进；四是住房制度建设不充分，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五是养老事业发展是亟待补齐的发展短板。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巨大跨越，是一个爬坡过坎的艰难过程。”张立群讲到，着眼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对可能遇到的困难要有充分认识，久久为功，才能实现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不断向前迈进。 构建经济体系“有机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逐步培育出富有活力的现代企业组织体系，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的产业体系，不断开放和完善商品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等运行有效的市场体系，对外开放格局不断深化。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体系日益丰富和完善。 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他进一步谈到，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经济体制是统一整体，要一体建设、一体推进。 采访中，王军解释到，“六个体系和一个体制”在现代化经济体系有机整体中地位不同，但都不可或缺。具体而言，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支柱；市场体系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源实现有效配置的核心机制；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可以充分体现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有助于实现收入分配合理、彰显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当前我国城乡区域发展仍不平衡、不充分，城乡区域发展体系的建设就是要在整体经济体系中塑造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全新格局；绿色发展体系强调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可持续性.强调要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和洽理之间的关系，强调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要把生态环保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发展开放型经济、更好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要求建设和完善全面开放体系，以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稳定成熟的经济体制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所必需，有助于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和制度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集体学习中明确强调，我们建设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借鉴发达国家有益做法，更要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对此，张立群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我们与发达国家有共通之处，如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市场实现充分竞争等方面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有益做法，不可封闭僵化。” 同时，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经济体系也有别于发达国家。在王军看来，这主要体现在四点：一是更强调市场与政府作用的协同与配合，既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又重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是更强调全民共享发展成果，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三是更强调区域间的平衡和协调，特别是彻底解决老少边穷地区的脱贫问题，缓解收入分配差距在城乡和区域间扩大的突出矛盾。四是更强调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注重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扎实做强立身之本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扎实管用的政策举措和行动。在要突出抓好的五方面工作中，“大力发展实体经济”被放在首位。本刊记者梳理发现，“实体经济”也是本次集体学习中的最热词汇 之一。 在受访专家们看来，实体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尤需高度重视实体经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 过去五年多，中国以工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中国实体经济大国地位更加巩固。也正是得益于实体经济这一“立身之本”的有力支撑，中国顺利幵展了 “一带一路”建设、精准扶贫等工作，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但受访专家们也提醒，中国是实体经济大国，但还难言实体经济强国。尤其是伴随经济从髙速增长阶段转向髙质傲发展阶段，传统发展模式式微，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日益显现。这既体现为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以及人力资源之间的协同发展还未真正形成，也体现为产能过剩、债务率过高、企业生产成本过高等问题仍存，也表现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质量提升的支撑服务不充分，经济存在“脱实向虚”的倾向。 当前，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在虚拟繁荣中遭受重创的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实体经济是国家本钱”的深刻内涵，重振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并力图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继续占据制造业“塔尖”，主导国际产业链。此时，中国实现从实体经济大国向实体经济强国的转变就显得更为迫切。 “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切实提升实体经济的竞争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和核心，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王军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今后一段时期，应着重从八个方面入手，提升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 具体来看，即：切实保护产权，培育企业家精神；提髙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从根本上解决资金的“脱实向虚”问题； 降低实体经济发展成本；深入推进实体经 济结构调整；推进工业化、信息化两化深度融合，助力实体经济迈向中高端；提高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充分发挥人才在振兴实体经济中的引领作用； 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为实体经济振兴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转自《瞭望》新闻周刊2018年第7—8期）
解决了教育问题，全面现代化才有可能 储朝晖
中共十九大做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判断，教育是“不平衡不充分”特征表现比较早比较突出的领域，早已成为社会的焦点，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要得到根本性解决，仍面离巨大挑战，已成为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关键性控制因素。加速推动教育现代化，更好地满足人民对教育的需求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基础。 教育问题制约全面现代化 自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颁布以来，中国教育事业在规模和数量上快速发展，总体水平已经进入世界中上游，教育保障体系日益完善，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同时也存在突出的问题。 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 中国建成了各级各类齐全完备的国民教育体系，办着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但由于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和不均衡，择校热、大班额、恶性补课等问题久治不愈。教育与社会各方面及教育内部矛盾发展甚至激化，多重矛盾和压力汇聚到仍处在成长发育阶段的学生身上。全社会的教育焦虑程度随之增长，学生都面临着巨大的学业压力，投入学习的时间位居世界前列，各式各样的补习班填满了学生的课余时间，课后生活时空被挤压。 教育的付出与获得之间严重不相称，2012年PISA测试数据显示，上海学生的PISA成绩第一，作业时间、课外补习时间也都排名第一，但是问题解决能力排名却倒数第二，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家长支付各种学习成本压力大，直接影响着师生乃至社会对教育的感受。 自费出国留学人数不断增长，显示出国内的高考以及高等教育体系并不能充分满足人们对教育的多元需求。2012年中国自费留学的人数为37.45万人，2016年增长至49.82万人，五年间增长12.37万人。 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 教育不平衡集中表现为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四大差距比较大，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尚不到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农村留守儿童、残疾儿童等特殊群体平等受教育权利还需要进一步保障，人民对教育不平衡的切身感受较强，即便在被验收认定为实现了教育均衡的地区也是如此。 从城乡看农村教育是短板。学校的“城镇挤乡村稀”成常态难题，农村学校的硬件建设仅是建起了漂亮的薄弱学校，优秀师资严重短缺，无法开齐、开足、开好课程，教育质量不尽如人意导致村乡村学校生源逐渐减少，城镇学校生源急剧增加。从2009年到2014年，乡村小学在校生减少了2605.68万人，而镇区和城区分别增加820.8万人和1164.48万人；乡村和镇区初中在校生分别减少1190.2万人和275.4万人，城区增加409.26万人。 从区域看东中西部差距仍然较大。区域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集中体现，对教育公平目标的实现影响较大。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均呈现出一定的差距。 从校际看学校之间差距同样较大。义务教育校际间生均经费、设备即便在一个县域内也存在显著差异。 教育发展不充分问题显著—— 教育发展的不充分主要体现为教育发展水平与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当前教育所面临的诸多热点难点问题都是发展不充分的具体体现：教育质量有待提高，教育的差别化、个性化供给不足，优质教育资源难以满足家庭不断增长的需求，人才培养的规格、质量、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能很好地适应，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不足，大中城市义务教育出现“择校热”、校外培训火爆、大班额现象的同时，出国留学人数猛增且呈现低龄化趋势，一些地方出现的“在家上学”、新私塾等，反映了公众多元多样的教育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高校人才培养与行业企业需求一定程度上脱节，大学毕业生就业面临不少困难，教育作为意识形态在维护国家安全、提升文化软实力等方面使命担当不够。 教育发展的不充分还表现为教育自身发展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存在不协调问题，与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高端这一要求不相适应。《2016-201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在所有的138个经济体当中综合竞争力排名第28位，教育指标的排名——初等教育质量排第47位，高等教育质量排第54位，教育体系的质量排63位，数学和科学质量排50位，管理质量排61位。此外，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在过度注重学业成绩的教育评价体系下对学生文明素养的忽视明显存在，导致教育对社会文明进步发挥的作用不明显，社会文明存在诸多问题。 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可能会对社会全面现代化形成制约，在多个方面影响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幸福感。 十八大以来，中国教育与经济的匹配度由2012年的3.81提升到2015年的4.59，在G20国家中增长幅度最大，但与2015年G20国家的平均值为5.25相比，仍有上升空间。同时，中国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仍处于较低水平。 我国整体教育质量与老百姓日益增长的美好的教育需求之间仍有不小的差距，育人水平、责任感、法治意识、创新精神等仍需要提高。长期以来，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体质健康质量持续下降，直到2012年义务教育的学生体质下滑趋势开始停止。大学生的体能状况自1990年以来持续下降，城乡男女大学生超重及肥胖的比例均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近视、肥胖症等多种问题严重影响了大学生身心健康。 解决教育问题关键在改革体制机制 新时代我国教育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优质、公平、实惠教育的需求与教育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高成本高之间的矛盾。化解矛盾，整体提高各地各级各类教育质量、效率，体现教育公平是增强中国人幸福感，提高中国人力资本价值、实现全面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全面分析上述矛盾，追踪溯源都与现行教育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有关。重数量轻质量与各地的政绩观和政绩评价标准直接相连，高投入、高付出、低收益与体制专业判断力不高相关，公平问题与管理封闭和层级多直接关联，供需矛盾更与供给体制僵化相关。上述显性矛盾的背后是供给方的教育产品单一、粗放，供给能力不足，供给方式方法刻板，供给体制呆板，供给均衡性不足，供给主体运行方式封闭，社会对教育参与不充分与人民教育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相矛盾。 只有从政府管理体制到资源配置等各方面改革，改善教育供给，建立以人为本的教育体制才能彻底解决上述难题。我国基础教育实行以县为主的体制多年，基层学学校管理的层级多是导致不均衡的体制性原因，也使得责权授受不直接，人、财、事的责、权、利不统一；学校自主权不足，学校的管理职权流失，难以依据学生当下的实际对学生的成长发展负责。 提高教育品质和实现平衡与充分发展，必须具体明确对一个学生的教育和成长发展谁负责的责权关系，必然需要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减少学校管理的行政层级。改变现行“县局-乡镇中心校-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垂直式分包分管模式，彻底撤销中心学校的行政管理职能。无论学校大小，由县教育局在人事、财政经费、信息发布上直接与学校联系。依据以人为本的逻辑抬升小规模学校的权位，让整个县域的学校管理更加扁平化。以学生为中心，将管理功能的重心下放到学校内部，对师生有效放权，让学校有更大的自主办学、自主管理、自主评价空间，成为一个职能相对完善的教学、管理、评价组织。在转变职能的同时简化县教育行政部门（含各科室、教育督导室、教育研究部门）与学校之间的业务工作流程，并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承载信息传播功能，降低教育的行政成本。 要积极探索建立多方参与的具有平衡性的教育治理体系。现有教育治理体系的决策和施行主体过于单一，以致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和盲目性，容易形成矛盾积累。解决方法就是落实简政放权，深化管办评分离改革，建立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体系，积极构建政府、学校、社会、家庭联动的格局，使教育治理体系从学校和政府之间的上下级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二元治理结构，转型为学校、政府和社会专业组织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多边协同治理结构，改善政府和学校的关系，给学校更大办学自主权，给专业组织、企业、社区、家庭提供更大的机会和空间参与学校的管理、建设发展，促进学校与社会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 《规划纲要》已提出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基本要求，但受多重因素影响，实现体制机制改革的目标仍面临较大的挑战，有的方面进展缓慢，或干脆无动于衷。针对改革存在的问题，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再次要求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系统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 人的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 新时代需要有文化传承的现代人，教育不仅要发挥促进人的发展的内部职能，也能发挥推动社会进步的外部职能；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更要培养具有独立精神、历史情怀、文化性格的中国人格。只有人现代化了，才能实现社会的全面现代化。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人的现代化的动力，这既包括教育本身，又包括与教育相关的就业选择，以及通过教育追求未来更美好的生活。可以说，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教育担当了多重角色。教育需求在层次上已经超越原来的物质层次，学校硬件设施的提高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教育需求，师资、课程和校园文化的需求增强，教育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不仅要保障学校设施等硬件安全、合格，而且要改善师资，丰富课程，增强文化，提高教育质量，以满足人民群众更高层次的需求。 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第一要义的“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既需加以调整以适应新的社会基础，又要确定成新的教育发展目标，以适应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整体社会发展目标。 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瞄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破解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始终要坚守的方向。实现中国教育平衡且充分发展，要关注总量，更要关注质量和结构；要重视供给，更要重视教育资源合理分享与配置；要促进学校改善，更要实施政府体制机制改革和职能优化转换。不用单一标准衡量教育发展，而是要建立多元的良性教育生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确立教育的自信，以进一步开放促进教育更加快速地现代化，在历史大视野下沿着人类文明发展前进的方向不断探索。 （转自半月谈内部版2018年1月）
|
